以下为本书作者在写作中检索到的5个高院案例，其中4个案例与主文案例裁判观点相同，即认为合伙协议中约定只收取利润，不承担风险的，当事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案例一至四）；仅1个案例认为即使合伙协议中约定不承担风险，但当事人实际参与经营并领取利润的，应认定成立合伙关系（案例五）。

案例一：江西中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张金标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民终192号]该院认为：“关于黄乐平与张金标之间是民间借贷还是合作关系的问题。关于黄乐平诉请的金额，张金标主张双方签订了《合作建房协议书》，是合作关系，黄乐平交付的金额是基于该协议书的投资。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书》约定，‘甲方（张金标）按工程结算总额确保乙方（黄乐平）25%利润，甲方股份占60%，乙方股份占40%，甲方如小于25%的利润或大于25%利润，至负担乙方25%的利润；甲方全权负责建设工程有关事项，乙方不干涉建设工地任何事项，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及风险’，该协议系合伙协议，从该约定可知，合同中约定黄乐平不参与合伙事务、不承担风险，只收取固定25%的利润，结合双方另行订立借贷关系，张金标并向黄乐平出具借条，明确了借款金额、还款时间、借款利率等，由此可知，双方系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案例二：范德仁、李育根等与宁爵辉、康修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终466号]该院认为：“合伙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自愿联合。做为合伙，合伙人必须遵循《民法通则》规定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盈亏与共的法律原则。合伙协议作为各合伙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应当具备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本案中，上诉人范德仁上诉主张其与宁爵辉之间系合伙关系，故判断合伙关系成立与否在于协议的约定及双方实际进行的经营活动是否符合合伙条件。首先，本案所涉及的协议系浙江客运部（吉安至路桥线）作为甲方与上诉人范德仁作为乙方签订，协议的名称为《购股承包协议书》，该协议落款甲方处宁爵辉只是作为甲方代表签名。其次，在出资方面，根据合同第1条的约定：‘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共玖万元整股权’，该内容只约定了范德仁的出资数额。第三、在经营方面，合同第2条约定‘乙方享有购买股权的所有权及分红，按2000元／每万每年，但不参与经营管理；承包期限捌年（自2008年元月壹日至2015年12月31日）。’该条款直接约定范德仁不参与经营管理，上诉人范德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参与了经营管理，其与宁爵辉之间不存在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事实。第四、在收益分配方面，协议未约定如何分配利益及如何承担亏损及风险。根据协议第2条的约定可以明确，上诉人范德仁不对所投资的吉安至路桥线路承担经营风险，无论该线路盈利或亏损，其均根据合同约定享有具体、明确金额的固定利润而不承担风险。虽然协议第3条约定‘如遇有不可抗击的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所有股东共同承担风险和法律责任’，但该约定的情形不属于合伙经营的商业风险，因此，上诉人范德仁明显属于不承担经营风险，仅享受固定利益的情况，其投入的资金并非股权而是债权，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范德仁与宁爵辉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民间借贷关系并非投资合作行为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范德仁认为其与宁爵辉之间为合伙关系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三：四川省泸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与李必胜,张焕昌等合同纠纷再审判决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渝高法民提字第00057号]该院认为：“本案中李必胜虽与张焕昌、陈压西签订了《合伙协议书》，但从协议内容看，李必胜投入资金，不参与经营管理，取得固定收益，不承担风险，原二审判决认定李必胜与张焕昌、陈压西之间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李必胜与张焕昌、陈压西、泸县建司‘江安魅力之港’项目部、百和建司签订的《还款协议》，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名或印章，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泸县建司‘江安魅力之港’项目部作为共同还款人在《还款协议》上加盖印章，属于债的加入，其行为真实、合法，泸县建司‘江安魅力之港’项目部系泸县建司的下属机构，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应由泸县建司承担。泸县建司是否知情，并不是免除其民事责任的法定理由。泸县建司提交的《关于启用印章承担责任的担保书》虽约定张焕昌不得将项目部印章用于抵押、担保、租赁、赊欠等业务以及印章引起的债权债务及民事责任由张焕昌承担，但该保证书系泸县建司与其内部承包人张焕昌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泸县建司称张焕昌与李必胜系恶意串通、签订协议时由于百和建司不在现场而应李必胜的要求加盖的项目部印章，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故原审判令泸县建司与其他还款人共同承担还款义务，并无不当。”

案例四：苗逢轩与被申请人李想、原审被告徐殿峰债务纠纷一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豫法民提字第160号]该院认为：“李想、苗逢轩与徐殿峰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李想、苗逢轩各出资人民币30万元，徐殿峰以经营关系和现有货物出资经营煤炭生意，每月无论是否盈余，合伙人苗逢轩、李想只各得3万元，其余部分全部为徐殿峰所得，李想、苗逢轩不承担因合伙经营所产生的任何债务。按照该合伙协议约定，李想和苗逢轩是提供资金、收取利益而不承担风险。该约定违反199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关于各合伙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规定。原审法院再审认定李想、苗逢轩与徐殿峰是合伙关系不当，应认定为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关系。苗逢轩与李想之间不具有债权债务关系，李想请求苗逢轩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依据。”

案例五：梁中与陈太进合伙协议纠纷抗诉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琼民抗字第3号]该院认为：“关于梁中与陈太进所签订《合伙协议书》的性质问题。通过查明的事实，表明梁中和陈太进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是合伙法律关系，梁中和陈太进之间是合伙关系。理由如下：第一，2002年1月21日梁中与陈太进就乐东县县城乐富南路市场承包经营权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合同无效的其他法定事由，是真实有效的协议。双方就合伙项目及合伙年限，出资、分配方式，各自权利义务，债务及盈亏事宜，承包期满的有关事宜及违约责任等均作了约定。在分工方面，双方约定，梁中为合伙负责人，有权对承包项目开展业务，订立合同，安排管理人员，财务开支等日常工作；陈太进有权监管梁中在承包经营过程中有否违法违纪行为、是否履行合伙协议，出面帮助理顺社会关系等。陈太进主张其原为乐东农行工作人员，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不便出面，因此负责内部运作，由梁中出面于2001年8月6日与乐东农行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取得乐富南路市场承包权。再审庭审中，梁中的代理人亦承认陈太进在拿到市场承包权时起到了一定作用。第二，在一、二审庭审中，梁中均承认陈太进参与了农贸市场一部分的管理工作；双方均承认2004年及2005年陈太进每月领取800元、梁中每月领取1000元。以上事实表明陈太进参与了共同经营和管理。第三，梁中提交的且经过一审庭审质证的《2004年陈太进同志分红款》表明，陈太进是以分红款的名义领取的合伙分红，而且领取分红款的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另外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还表明，陈太进原出资24万元，梁中退还其19万元后，陈太进在签订协议时实际出资5万元，如果这5万元是借款的话，按每年分得8万元和返还5000元计算，陈太进自签订合伙协议时至双方纠纷前四年多期间获得的利息是30多万元，在梁中有能力还‘借款’5万元的情况下，仍约定每年支付8．5万元的高额利息，不符合常理。第四，《合伙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合伙人在合伙承包期间内一切债务不关，在经营期内所得利润，以及亏损由主管承包人梁中负责；除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以外，及政策性搬迁等’，也表明了政策性搬迁所得的利润，是双方共享的。至于，双方对合伙承包期间的债务，作了陈太进不承担风险的约定，但法律并没有对合伙人不承担风险的禁止性规定。事实上，就本案所涉及的承包农贸市场的项目来说，可以说有风险和亏损的可能性是微小的。因此，梁中和陈太进的合伙行为在2002年1月21日签订《合伙协议书》前已经开始，可以认定陈太进在双方合伙过程参与一定的管理工作，并领取了多年的分红款项，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合伙关系，《合伙协议书》的性质是合伙法律关系。抗诉机关认为双方是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抗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上述问题，本书作者更倾向于认为当事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既然合伙关系的特征为共负盈亏，共担风险，二者为并列关系，缺少其中一个要件，即不符合合伙关系的特征，不应认定成立合伙关系。此外，仅收取利润，不承担风险，有违公平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不应予以鼓励。

来源：民商事裁判规则   作者：唐青林 李舒 袁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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